重申真实的力量--试论非虚构写作和新大众文艺中的文学现实主义传统

　　邓荣辉

　　一、非虚构写作与新大众文艺

　　“非虚构写作”是一种基于事实和真实事件的文学创作方式，它要求核心信息绝对真实，允许作者使用叙事技巧、文学修辞和主观视角来呈现故事，使其具有强烈的可读性和情感冲击力。这个概念最早源于西方文学界，被称为“第四类写作”，其代表作像卡波特的《冷血》，阿列克谢耶维奇《切尔诺贝利的悲鸣》等。近十年来兴起的“非虚构写作”热潮，主要源于《人民文学》在2010年向全国发起的“非虚构文学写作”专栏征稿，其代表作品有梁鸿《梁庄》系列，慕容雪村《中国，少了一味药》，乔叶《拆楼记》，李娟《冬牧场》等等。

　　“新大众文艺”是近几年依靠互联网、借助新媒体技术兴起的一个文艺思潮。文艺界根据近几年广大人民群众，不论学识身份，通过互联网和自媒体广泛地参与各种文艺创作，无数普通劳动者在数字平台上讲述真实生活，抒发真情实感，形成了覆盖面广、参与度高、情感联结强的“文艺公共空间”，正式提出了“新大众文艺”这一概念。“新大众文艺”指向的“人人皆可创作，处处皆为现场，人人都能传播”的文艺新现象。从《南方周末》微信公众号创立的“真实故事计划”，自媒体平台小红书发起的“身边写作大赛”，再到近期各大文艺期刊都开设了面向广大群众征稿的“文艺现场”“新大众文艺”专栏，这些都是“新大众文艺”热潮的一种体现。

　　在我看来， “非虚构写作”和“新大众文艺”在作家、作品、创作论和阅读接受几个方面都是在运用现实主义的文学理念创作与阐释，其根本就是一种基于普通大众都积极参与的现实主义传统文艺复兴。现实主义在我们中国是一项传统的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诗经》的创作动因：“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爱者歌其情，怨者抒其愤”，后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启蒙批判式现实主义”，战争年代的“革命英雄式现实主义”，“文革”过后的“伤痕反思式现实主义”，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 “新写实式现实主义”“心性现实主义”，直到近期“新大众文艺”的出现。

　　随着“非虚构写作”和“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更多的人们开始真正关注现实生活，开始追寻生活的真实。不管你从事何种工作，只要你愿意从自己最熟悉、最有感受的生活和事物中汲取力量，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你就能成为创作者；不管你用什么表现手法，只要能写出逼人的真实，你就是在创造属于自己的作品。

　　二、 非虚构写作：现实主义的“田野方法论”与深度回归

　　非虚构写作的浪潮，本质上是一场现实主义的“田野转向”。它要求作者走下书斋，深入现场，用脚丈量土地，用耳倾听民声，将现实主义的“真实”承诺，从一种美学追求转化为一套可操作的、充满伦理担当的实践方法。

　　1. 深描“看不见的中国”：梁鸿与《中国在梁庄》的微观史诗

　　作家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系列，是非虚构文学运用现实主义方法的典范。她所做的，正是现实主义最本真、也最艰苦的工作——深入的田野调查。她并非作为一个猎奇的他者或怀旧的归人短暂停留，而是以学者与女儿的双重身份，长时间“浸泡”在故乡梁庄的生活肌理中。

　　她通过大量的、细致的访谈，记录了留守老人、妇女、儿童以及外出务工者的具体言说与生存状态。书中没有虚构文学中常见的、高度提炼的“典型人物”，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具体个人：在理想与现实间挣扎的青年学生，在孤独中坚守的老人，在婚姻与生存压力下彷徨的妇女……这些个体的命运碎片，共同拼贴出一幅当代乡村的“清明上河图”，其真实性因其细节的精确和情感的恳切而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梁鸿的写作，弘扬了现实主义最宝贵的 “直面现实” 与 “为民请命” 的精神。她让“乡土中国”这个宏大的概念，落地为一个个具体村庄的呼吸与叹息。她所揭示的空心化、伦理变迁、教育困境等问题，不是冰冷的数据，而是附着在亲人、乡邻命运上的切肤之痛。这种写作，是对沉默大多数的一次文学打捞，是对“人民性”最扎实的践行。

　　2. 照亮“沉默的大多数”：黄灯与《我的二本学生》的教育切片

　　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则将现实主义的探照灯投向了中国高等教育中数量最庞大、却最失语的群体。她的方法，同样是现实主义的 “样本式”深度访谈与个案追踪。

　　黄灯以一位高校教师的身份，近距离观察并记录了她的学生们——那些在应试教育中不算成功、在就业市场中奋力挣扎的年轻人。她摒弃了任何先入为主的宏大叙事，而是忠实于每一个学生的家庭背景、求职历程、内心困惑与微小梦想。通过这些海量的、鲜活的个案，她成功地勾勒出“二本学生”这一群体作为“中国年轻人大多数”的集体肖像，揭示了阶层固化、城乡差异、教育公平等社会结构性问题如何具体而微地作用于个体生命。这部作品弘扬了现实主义的 “求真意志” 与 “社会批判” 精神。它不提供简单的答案，而是通过呈现事实本身，促使读者去思考教育的本质与社会的未来。它让那些在精英话语体系中被忽略的“普通青年”获得了文学上的可见性，这是对现实主义“为人生”传统的当代延续。

　　3. 袁凌的非虚构写作体现了对现实主义传统核心精神的继承，对普通人的持久关注与对社会问题的执着追问。

　　在《青苔不会消失》中，他选择了十二个卑微如青苔的生命样本，从煤矿工人到尘肺患者，从留守儿童到失独母亲，从残障人士到孤苦老人。这些被时代洪流冲刷到角落的群体，在袁凌的笔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叙事空间，这种选择本身，就是对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直接呼应。

　　在书中，袁凌聚焦于矿难后瘫痪的底层矿工群体，背负着“血煤”印记的尘肺病工人、精神世界的守夜人、留守乡村的儿童与老人、城市边缘的流浪者，记录下这些 “人生还没来得及展开就被命运的被单收敛起来的人”的生存细节。在我看来，这种书写并非对社会问题的刻意批判，而是通过 “浸入式” 的在场观察，让现实本身呈现力量，延续了现实主义 “直面现实” 的传统。在《青苔不会消失》中，他记录下北京五环外棚户屋里的翟家：“冷清的棚户屋与热闹的五环内同处北京城，然而，他们的世界却永远不是同一片天空”。当翟家母亲发出 “想不出除了种菜，自己能做什么” 的天问时，袁凌并未施加主观评判，而是将城市化进程中 “边缘人” 的生存困境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现实主义书写呼应了《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式的底层叙事传统，却以非虚构的 “真实性” 打破了虚构文学的 “天衣无缝的幻象”，让现实的粗粝感与复杂性更具冲击力。

　　袁凌的非虚构写作告诉我们，现实主义从未过时，它只是在不断地蜕变与新生。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不在于题材的宏大或技巧的炫目，而在于一种坚定的文学信念——相信文学必须与真实的人生相关，必须对生命的痛苦与尊严保持最高的忠诚。在《青苔不会消失》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边缘群体的生存报告，更是一种在物质主义时代尤为珍贵的文学品质，那就是始终相信真实的力量，始终对人的各种存在表示无限关怀与敬畏。

　　三、 新大众文艺：素人写作与真实的力量

　　2024年第7期《延河》杂志刊发了《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一文，文章强调了“新大众文艺”正悄然而蓬勃地“从草根和民间兴起”，“时代变了”，大众正在成为“文艺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大众生活，小镇青年，市井人生，摆摊琐记，打工经历，兴、观、群、怨，碰壁撞墙，峰回路转，关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关于劳动者的写作，关于历史的民间记忆，各种圈子、各种样态的新的文学和艺术，它们的蓬勃兴起，标志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众写作和创作正在发生。

　　曾经以王十月、郑小琼为代表的“打工文学”，以范雨素、郭福来为代表的“北京皮村新工人文学”,如今看来也算是新大众文艺的一种类型。这些各行各业的务工人员没有任何文学基础和写作训练，是文学创作真正意义上的“素人”，但他们写下的文字却有万钧之力，因为他们再现了劳动者原生态的生活，指向人民大众最真实生动的生活现场。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那些充满生气与活力的生活场景，那些生机勃勃的劳动景象；那些有血有肉的个人经历，那些生活重压下的一声叹息；那些大众的呼喊与呼唤，欢笑与泪水，焦虑与等待，失望与希望。

　　作家写一个关于建筑工人的故事，肯定不如这个工人自己站出来述说自己的经历、心事那么生动；生活中我们可以礼遇一个清洁女工，但可能并不了解她们的工作细节和微妙感受。当他们直接站出来写作，以文字的方式笨拙而有力地讲述自己的生活和梦想时，我们才发现，他们更像是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我们也正在面对一批陌生的作品。像《我在北京送快递》《我在上海开出租》《我的母亲做保洁》《赶时间的人》《在菜场，在人间》等等，在这些作品，里面质朴真实的语言、故事打动了很多读者。

　　《我在北京送快递》的根本性颠覆在于创作主体的位移。胡安焉不是一位职业作家去“体验生活”，他本身就是快递员，是物流产业一线最普通的劳动者。他的写作，不是“为大众”代言，而是“作为大众”的自言。这完美契合了“新大众文艺”理论的核心主张：打破文化生产的垄断，让普通大众成为文化创造的主体，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

　　在书中，我们读到的不是对快递员生活的远距离观察与想象性共情，而是来自行业内部的、带着体温、疲惫与情绪颗粒度的“深度真实”。他精确地描述了“计件工资”制度如何将时间切割成碎片，将人的劳动异化为一个个可计算的数字；他剖析了在庞大的平台算法与管理系统面前，个体如何被规训、被调度，乃至产生内在的焦虑与自我审视。例如，他对“等”的描写——等顾客取件、等红灯、等系统派单——这不仅仅是时间的消耗，更是一种主体性被悬置、在庞大系统中无处安放的精神状态。这种基于亲身体验的“现象学”描述，构成了对现代服务业劳动形态极为精准的文学报告，是任何外部观察都无法替代的。这种 “第一人称现实主义” ，凭借其无可辩驳的亲历性，完成了对自身经验的确权。它宣告了，底层劳动者无需被“代言”，他们自己就是最权威的叙述者。这正是新大众文艺对现实主义传统最宝贵的贡献：它将叙述的权力交还给了叙述对象本身。

　　经典现实主义美学的核心方法是“典型化”：即通过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提炼、概括和集中，以期通过个别反映一般，揭示社会历史的某种“本质”或“规律”。这种范式创造了众多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文学形象，但其风险在于，为了追求“普遍性”，有时会牺牲个体经验的偶然性、琐碎性与混沌性。

　　胡安焉的写作，恰恰放弃了对“典型性”的执着追求，转而呈现一种 “原子化”的真实。他的叙事是高度个人化的、散文式的，由大量看似孤立、琐碎、偶然的日常片段构成：一次不愉快的送货经历、一笔意外的打赏、与保安的一次争执、对某位顾客的复杂观感……这些事件之间缺乏传统小说那样强烈的戏剧冲突和严密的因果链条，它们就像散落的珍珠，被作者个人的生命轨迹这根细线勉强串起。

　　然而，正是这种“原子化”的叙事策略，精准地映射了后工业时代服务业劳动者的真实生存状态。在高度流动、分工精细、被算法管理的劳动中，许多人的生命体验本身就是碎片化的、非线性的，难以被纳入一个意义完整的宏大叙事。胡安焉所感受到的漂泊、孤立、与城市若即若离的关系，正是这种时代情绪的微观体现。

　　这种写作并非放弃了真实，而是将现实主义的“真实”定义，从追求“本质的真实”转向了忠实于 “经验的真实” 。它通过海量细节的堆叠，营造出一种令人窒息的“在场感”。当读者跟随胡安焉的电瓶车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共同感受那份与时间赛跑的焦虑、面对无理顾客的无奈、以及下班后精疲力竭的虚无时，所触及的是一种比经过精心设计的“典型故事”更为原始、也更为普遍的现实。这不是对“典型化”的否定，而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和拓展，它告诉我们，真实同样蕴藏在那些未经高度概括的、粗糙的日常肌理之中。

　　经典现实主义的伟大传统中，作家往往扮演着“代言人”与“解剖师”的角色。无论是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还是老舍笔下的北平，其创作主体是拥有高度文化自觉和艺术提炼能力的知识分子。他们怀着深刻的同情与批判，去观察、描绘并试图“代表”笔下的平民大众。这种“为大众”的现实主义产生了不朽的杰作，但其视角本质上是外部的、他者的。

　　《在菜场，在人间》的革命性，首先源于其创作主体的根本性位移。作者陈慧，就是菜场里一位卖杂货的小贩。她的写作，不是文人“体验生活”的采风，而是“生活本身”的自然流淌。这正契合了“新大众文艺”理论的核心主张：打破文化生产的壁垒，让普通大众成为文化创造的主体，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

　　因此，她笔下的菜场，不是一个被外部目光打量、带有“烟火气”猎奇色彩的景观，而是她每日耕耘、生存与生活的“现场”。她写卖豆腐的老赵、修鞋的老秦，不是作为被观察的样本，而是作为朝夕相处的邻居、战友。她的叙述视角是平视的、内部的、充满生活共识的。她知道什么时候菜价会波动，了解每个摊贩家里的琐事，懂得顾客一个眼神背后的含义。这种由内而外生成的“深度真实”，是任何高超的外部观察都无法企及的。陈慧的写作，由此成为一种 “自在的现实主义” ，它凭借主体身份的纯粹性，完成了对自身经验世界的确认与彰显，是“大众文艺”中“大众”主体的真正回归。

　　在情感基调上，传统批判现实主义常带有强烈的启蒙意识或悲悯情怀，其核心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陈慧的情感基质，则是一种深沉的温情、豁达的理解与坚韧的共筑。

　　她当然看到了生活的艰辛与无奈，但她不渲染悲情，不居高临下地施予同情。她笔下的人物，无论境遇如何，都保持着一种顽强的生命尊严。她自己作为其中的一分子，与笔下的人物共同承担着生活的重量，也共同分享着微小的欢愉。这种情感不是外来的，而是内在于这个“附近”的共同体的。

　　这种写作姿态，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批判”的现实主义向度——“共筑”的现实主义。它不仅在揭示问题，更在于展示一种在困境中如何依靠微小的善意、坚韧的劳作和朴素的情谊，去构建一个有温度的生活世界。这为现实主义文学注入了宝贵的暖意和力量，让人们看到，在宏大的社会结构之下，普通人之间相互依偎的生命力本身，就是最动人的现实。

　　“新大众文艺”应时而生。它团结那些无名的写作者，理解那些沉默的生活，并对一种强力生长但还未经雕琢的写作方式报以足够的宽容。猛将发于卒伍，作家也可能藏于民间，隐身在各色人群之中。在人人受教育、到处可发声的新传媒时代，“作家”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职业，而更像是对写作者的统称；写作也不只限于正式的发表、出版，也可以在各种自媒体上发声，它同样有自己的读者和同道，同样能形成一个文学交流的共同体。

　　结语

　　从梁庄的田间地头到二本学生的教室课桌，从胡安焉的快递日常到陈慧的菜场天地，非虚构文学与新大众文艺正以其多元而深入的实践，共同绘制着一幅波澜壮阔的新时代“现实主义地图”。

　　它们证明，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核——对真实的敬畏、对人民的关怀、对时代的记录——从未过时。变化的只是其方法：从书斋的想象走向田野的勘察，从宏大的叙事走向微观的深描，从纯粹的文学形态走向与类型化、影像化的深度融合。在这场静水深流的变革中，中国文艺的现实主义传统，正被赋予新的生命力，继续履行着它观照现实、启迪人心、记录历史的伟大使命。

　　现实主义从来不是一座静止的丰碑，而是一条奔流的大河。非虚构文学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正是这条大河在流经数字时代的平原时，冲刷出的两条充满活力的新河道。它们以对“真实”的执着勘探、对“人民”的具身体察、对“时代”的微观透视，有力地证明了现实主义传统强大的生命力与适应性。在信息爆炸、价值多元、社会快速变迁的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现实、锚定自我、凝聚共识的文艺作品。非虚构文学与新大众文艺对现实主义传统的重视与回归，正是对这一时代需求的深切回应。它们告诉我们，最动人的故事，往往就蕴藏在最平凡的真实里；最伟大的创作，永远是与脚下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血脉相连。唯有根植于此，中国文艺才能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创作出无愧于前人、亦能启迪后人的扛鼎之作。

　　【参看文献】

　　[1]冯骥才.非虚构写作与非虚构文学[J].当代文坛,2019,(02):45-47.DOI:10.19290/j.cnki.51-1076/i.2019.02.006.

　　[2]姚星.新世纪非虚构文学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15.

　　[3]刘弟娥.真实性写作与“非虚构文学”文体关系探析[J].扬子江评论,2018,(03):75-81.

　　[4]曾军.新媒体·新大众·新文艺[J]中国文学批评,2025,(01):39-46+158.

　　[5]刘熹.新世纪十年文学批评研究（2000-2009）[D].南京大学,2013.

　　[6]曾庆香,刘苏仪.“人民导向”与“技术驱动”:新大众文艺的历史源流、范式重构与发展路径[J].南京社会科学,2025,(04):113-123.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25.04.012.

　　[注]本文是作者参加新大众文艺与现实主义传统文学专题研讨会的参会论文及发言材料。

　　（作者简介：邓荣辉，中学语文教师，文艺评论家，青年作家网签约作家，永州市作协会员，代表著作《微尘如光—非虚构文学创作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