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现当代艺术史的叙事惯例中,位于中国大陆的城市和地域始终是现代艺术思潮更迭的中心,而长期处于东西文化交汇地带的澳门,其现代艺术的生长脉络与精神内核,常常被主流艺术视野所遮蔽,沦为艺术史叙事的“边缘空白”。事实上,四百余年多元文明交融浸润的澳门,从未缺失现代艺术的觉醒与探索,只是这片土地的艺术革新,始终以一种温和、内敛且极具在地性的方式悄然生长。缪鹏飞便是撑起澳门现代艺术精神脉络最核心的人物之一。2026年7月于澳门艺术博物馆启幕的《东西观澜——缪鹏飞回顾展》,以艺术家的人生轨迹和艺术实践为脉络,集中展示不同时期的作品。展览所呈现的内容,不仅打破了大众对澳门艺术的刻板认知,也使得我们近距离的感受一位痴心于艺术求索的挽澜者。
一、展陈与叙事:未曾缺席的在场
大型艺术家回顾展,难点在于如何透过展品、空间排布,叙述一个艺术家完整的从艺生涯,而不是作品的罗列。是次展览汇集艺术家的家属、友人、馆藏共计90件作品,涵盖绘画、混合媒材、装置、手稿、文献等内容,并采用“六大主题单元与时间线索相互交织”的叙事方式展开。这种展陈次序,并非只是严格线性编年,而是让个体时间与艺术的求新相互呼应,完整还原缪鹏飞的别样人生。

步入展厅,我们首先从沪澳的迁徙中开启叙事,“上海·实验”与“澳门·实践”两个单元,分别对应他从艺生涯中最重要的两处地理位置和阶段。在上海他开启现代艺术的门扉。缪鹏飞于此期间所进行的探索,既承接自民国以来的现代派传统,他的老师谢投八是第一代留法归来的画家,而刘海粟更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开创者,也将东西美学思想的碰撞呈现于实验与实践之中。

1982年移居澳门为他的艺术思想提供了另一片土壤。1986年他参与创建“澳门文化体·现代画会”,并逐渐融入这片东西文化交汇的土地。他作品的画面语言、媒介、思想进一步锤炼,之后数十年的演变中“水浒系列”、“生存状态”、“后书法”等作品随之成形。我们可以在展厅对应的主题板块中,看到一条清晰的求索路径——“水浒系列”中艺术家反复挖掘古典文本,从具象走向变形、抽象;“生存状态”系列作品中融会东方的省思与抽象表现主义的绘画语言,凝视人类普遍的生存处境;“后书法”系列作品中呈现他对书写精神的理解,剥离汉字的符号性,提取书写性美学内涵。在宽广的中国传统、当下处境与西方现代艺术之间,“新东方主义”孕育而生。另外,展陈也复原了缪鹏飞画室场景,并以文献草稿、笔记和画室场景,完整呈现“新东方主义”从零散想法,反复思索的全过程。这不仅是观众可以穿行展陈的场所,也是人们可以驻足的思想场域。


从博物馆一二楼展厅根据作品类型适配的空间尺度,到手稿、文献得以沉静观看的图册方寸。从早期上海的现代派的启蒙、研读和实验,到书法国画的工具材料应用于传统书画的革新。从现代艺术孤独的经历和探索,到澳门现代画会对新潮美术思想的传播,以及何为东方的现代主义的不断追问。我们都能够在展陈和叙事中感受到缪鹏飞跨越时空的在场。
二、不可忽视的边缘:澳门在现当代艺术中的方位
那么作为艺术家的缪鹏飞,这种未曾缺席之于澳门而言意味着什么呢?在很长一段时间,澳门在中国现当代艺术叙事之中,常常被忽略。相较于北京、上海、川渝等学界关注的城市和地域,澳门的现代艺术发展谱系,缺少充分的梳理与讨论。缪鹏飞作为澳门现代艺术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他的在场使得我们得以窥探澳门在艺术版图中独特的面貌和地位。
1980年代缪鹏飞初到,彼时澳门的现代艺术状况相对落后,商业艺术、传统书画占据主流,而现代艺术有关的实践更是匮乏且缺少有力的思想支撑。这里没有内地剧烈社会变革带来的精神冲击,也没有香港高度发达的艺术市场。澳门的文化环境是漫长、温和的浸润与东西之间。因此缪鹏飞的艺术行动,不是激进反叛,也不是市场驱动,而是长年累月对东西两种文化精神的咀嚼、消化。他一边进行创作实践,一边构建美学理论,描摹澳门现代艺术的思想根基。放到更大的中国现当代艺术视野当中,缪鹏飞的实践提供了区别于内地、香港艺术家的另一条中西融合路径。

很多讨论二十世纪中西融合艺术的研究,习惯把目光集中于林风眠、吴冠中等艺术家。缪鹏飞的实践,补充了华南地区跨境文化语境下的另一重样本。如果说林风眠是把西方现代绘画形式注入中国写意精神;缪鹏飞更进一步,媒介拓展到混合媒材、装置,理论上自觉提出“新东方主义”。他提示我们:中西艺术融合,并不仅仅发生在大陆中心城市,作为沿海边境的口岸城市,同样可以生长出成熟的现代艺术思想。澳门特殊的历史境遇,恰恰给予艺术家一直退视的距离,使得他能够拉开距离回望东西方两种文化,获得一种“观澜”的视野。 同时,缪鹏飞的创作,也回应一个延续百年的命题:现代语境之下,东方文化资源如何实现现代转化。很多当代艺术实践,对待传统文化,要么是符号化挪用,将脸谱、山水、书法当作视觉标签,要么是彻底割裂传统,完全追随西方艺术潮流。缪鹏飞认为传统不是拿来直接使用的图像符号,而是内在的精神资源。书法、古典文学,都可以内化成为艺术家感知世界的方式,再借由现代艺术媒介进行表达。
缪鹏飞持续在场的价值,也体现在对于澳门现代艺术共同体的形成和带动。他的思想、展览、交流活动,滋养一代澳门本土艺术家,塑造澳门现代艺术的包容气质。缪鹏飞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证明,扎根澳门的在地经验,完全可以生成具备国际视野的本土美学,这就是他留给澳门艺术最重要的遗产。
三、观澜于东西之间:作为方法的“新东方主义”
“东西观澜”是本次展览的命题,同样也是缪鹏飞一生艺术实践最为贴切的概括。何为观澜?观澜不是简单站在东西方两个文化岸边观望比对,而是置身于两种文明浪潮交汇激荡的漩涡之中,挽手探索两种艺术体系的碰撞、撕扯、吸纳与再生,是一种力挽狂澜的决绝和智慧。澳门这座城市是数百年东西方文化相遇的特殊场域,而缪鹏飞正是生长于这一交界地带的艺术家。他没有简单挪用西方现代主义的形式外壳,也没有退守传统文人画的旧有范式,而是在中西两股艺术洪流的交汇处,建立属于自我的艺术坐标。缪鹏飞提出的“新东方主义”,区别于西方视野下的东方想象,是植根本土文化主体意识的理论建构。其主张:“站在民族性、国际性的时空坐标上,放眼巨大的文化背景,决定了我的艺术内涵,我发现了自己,也发现了一个新空间,那就是“新东方主义”。缪鹏飞避开二元对立的陷阱,他看到,东方精神不等于水墨媒介,西方现代语言也并非不可改造的外来枷锁。

在作品层面,对于“新东方主义”的思考落实在图像、媒介与观念多重维度。譬如,“水浒系列”便是极具代表性的样本,传统水浒人物故事,不再是通俗叙事的再现,人物形象被拆解、变形,吸收西方表现主义的色彩张力与破碎构图,内核却是中国古典小说里的人性、江湖与命运的思考。“生存状态”系列进一步延伸,艺术家将个体生命体验、时代境遇投射到抽象化图像之中,画面斑驳厚重的肌理,混杂着躁动的色彩,既是现代人精神处境的写照,又暗合东方美学对于生命混沌状态的体悟。而“后书法”系列,他没有做简单的书法抽象,不是把汉字当作装饰符号,而是提炼书写性的精神内核,剥离文字的表意功能,将运笔的力量、墨色的呼吸转化为现代绘画的形式语言。书法不再是书写文字,变成精神的载体,东方的书写性,借由现代绘画的媒介性重获新生。
缪鹏飞的“东西观澜”是一种主动站在东西文化交汇处并审视二者,萃取东西方艺术的精神养分,再造属于自身的艺术语言。西方现代艺术给他提供形式解放的工具,而中国的哲学、文学、书法,构成他艺术的精神底座。这也使得他的作品并没有落入“中西拼接”的通病。他所提出的“新东方主义”是精神内核主导形式语言的探索,而非形式层面的拼凑和混搭,是超越民族性的文化转型,是主动向西方,并以西方艺术观念重建东方的方法论。

小结
当下,缪鹏飞的艺术求索依旧富有启示。在他的艺术实践中文化融合不是简单拿来、拼接,而是置身东西文化之间,保持清醒的文化主体意识,在挽澜之中,完成自我的生成。展览现场以地理线索、主题板块、文献呈现、场景复原、公教活动等丰富的展示方式,让观众得以完整体会缪鹏飞思考和行动。他一直都站在澳门现代艺术的潮头,不盲从西方,不固守传统,构建出“新东方主义”的思想路径。这场展览也绝非一场简单的回顾展,而是迟来的历史重访:它将个人的艺术求索、城市文化特质与中西艺术百年交融与互鉴的时代命题融为一体。是次展览让缪鹏飞这样一位起源于上海现代艺术土壤,后耕艺于濠江、融通东西的艺术家,走出惯有艺术史叙事的局限。由此,我们得以重新锚定缪鹏飞在中国现当代艺术史上的独特之处,也让人读懂澳门现当代艺术的历史逻辑与精神底色。
文 | 王子云
202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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